我带了萧耳的《樱花乱》在乘火车的旅途中看。第一辑叫《花落》：菊事、红叶、梅花、宵待、百合……在一种莫名的香气氤氲中，几乎有点儿嫌火车开得太快。

萧耳的文章，信息量并不小，有如樱花之密。比方她说月色，是要从吉田兼好的诗说起的，说到《万叶集》，说到《平家物语》，说到《源氏物语》，再说到另一位诗人原业平的诗：“月虽美兮莫赏戏，赏月多时岁月流，岁月冉冉兮老将至。”月色之下，有诗人，有古书，有古书里的人，有古书里的人写的诗，有了音韵，有了人情，有了悲欢。但在她的娓娓道来中，并不觉得这样的密是紧的、挤的，而是密里有隙，隙里有风，如风动时花落，花落总是载风而下，飘然而落。

因此萧耳有一种有古意的闲逸之气。何以闲？就是无事可做，就着各样喜爱的事物发发呆。何谓逸？就是没有因果，因着这喜爱的事物，又生出更多的喜爱，斜枝逸出，花开到了墙外。她随随便便的，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真是乱，但就是落花，不知来去，她凝神所在，这一瓣落花飘过的时间、空间，却历历地被记了下来，乱中，有时空的定数，有往来的机缘。

在我们这个时代，慢真难，凝神亦难，许多相反的事情互为映照。因为神凝了，思反而可以发散，因为人闲了，无功利心，便在不可得处得其得。萧耳这本书，写的是日本。她的后记里说到一段有关日本的家世渊缘，外祖父曾在民国时于日本留学多年，于此埋下她对日本的悬想与好奇，但她之喜爱日本，其实更爱的是一个文本里的日本——她读了看了多少日本的书和电影啊！有时在一个题目下，她就像哆啦A梦一样能从口袋掏出一样又一样相关的宝物。文字的日本，影像的日本，说起来是不是有点儿隔？但是在文字与影像里，她既与作者同心，又与人物共情。听她记述一则故事，那里面的人物与她是相亲相近的，因此并无隔。

书的第二辑叫《刀霜》，不论写到古人今人，她有她理解与切近的方式。《利休之茶》里引用了两句千利休的名言：“只有美的事物，可以让我低头”“定义美的不是你，而是我”。这里头就有种惺惺相惜之感，而她谈及千利休和丰臣秀吉的关系变化，也落到审美上去：“秀吉真正需要的或许是金碧辉煌的黄金茶室，而千利休要的却是‘寂茶’的禅境，与枯山水融为一体。千利休越到晚年越走极端，花只有一朵，茶室内简陋之极，唯有一张半草席，没有多余的装饰，多余的花。这种艳与寂的分歧，为后来千利休之死埋下了伏笔。”这个说法是不是很“六经注我”？但在萧耳这里读来也觉得顺理成章。

我在这里引出这段关于“艳与寂”的话，是想说萧耳是既懂艳也懂寂的。她这样一个唯美的人，李敬泽说她是“精神上的颜控”，她最喜欢说起的，是美人，是诗人，她的文笔亦姿媚，曲折婉转如花枝。樱花盛时，如云如锦，艳得万物失色，这是她向往的境界；而樱花之艳，终是清艳，因七日而谢，艳里已包含了凛冽，寂灭，而萧耳也最感喟爱之深切、死之果决。虽然唯美是好，但她对这个世界的复杂，终归有很深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包容度，有时说完一个人、一件事，会评论几句，有时便连评论也无了，述即是论。在文笔的姿媚后面，萧耳文章的芯子是庄重的，面对生死与无常，她以爱与美为依傍。

爱“美”和记“美”、论“美”，其实都是很难的事。一不小心，就轻薄了、浮华了。萧耳在写日本之美时，其实文字的风姿气韵也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特别是《枕草子》《源氏物语》这样的书，她要写日本之美，她得用一种与日本之美相和的节奏气息去写，我暗想萧耳这些文字看着并不费劲，但其实在调到合适的文字节奏，生出舒展幽微的气息上，她是很用心的。

读这本书，就像和萧耳一起坐火车，聊了一长路的天。聊的东西那么美，而一起的感觉那么好。什么时候能一起去日本呢？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师、影评人）

《中国教育报》2020年04月01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