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胡敏：2017年中国经济走向何方

原标题：[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胡敏：2017年中国经济走向何方

　　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4日至16日在京召开。作为岁末年初最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各方面都十分关心中央对即将过去的一年经济运行成绩和政策效果的评价，也更加关注中央如何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对新一年年经济工作如何定位、政策取向指向哪里、经济工作着力点如何布局。

　　认真研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从字里行间分析把握其后的政策内涵和要义，可以比较明晰地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从公报中可以总的概括为，2017年的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和布局是“稳中求进，决战改革、守住底线”。

　　稳中求进，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最大亮点就是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并成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的内在支撑。

　　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但连续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指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不仅经济工作要致力于稳中有进、进中取优、稳中有好，各方面工作也要求稳步推进。

　　即将过去的2016年，整个全年经济形势总的特点是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稳，体现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增长稳定性增强，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每季保持在6.7%增长，全年也有望实现6.5%-7%的合理区间增长目标。消费、投资、进出口增长十分平稳，物价指数全年保持在2%左右。稳，更体现在稳中有进，经济发展出现更多积极变化，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创新对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服务业占比上升，消费对增长的贡献提高。稳，也体现在人民生活持续改善，贫困人口预计减少1000万以上，生态环境有所好转，绿色发展初见成效。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和国内“三期叠加”的大环境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充分说明，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符合实际、完全正确的。

　　同时这也说明，稳定是发展的基石，行稳是致远的前提。改革发展稳定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一步一个脚印，久久为功，方能成效。任何脱离实际、脱离发展阶段、追求短期成绩的冒进行为，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在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世界经济仍处于缓慢复苏的进程中，越是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就越要认识到贯彻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当然，2017年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份，要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继续贯彻好稳中求进这个总基调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

　　可以注意到，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国际形势着墨不多。整个2016年国际政治经济“黑天鹅”事件频发，恰恰说明海外风险或许是影响明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最大不确定所在。近日美元大涨、海内外国债大跌、人民币贬值都体现了特朗普冲击难免会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经济明年将面临“特朗普不确定性冲击”，其对外保守而对内激进的经济政策可能会造成全球经济与市场的动荡。中国经济首先需要的先稳住阵脚，应对冲击。

　　如何做到“稳”？就是指经济政策要稳、经济运行环境要稳、经济社会预期要稳，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稳定老百姓的市场预期，特别要增强企业家信心，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政策透明度，方能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改革一定要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稳”也不是无所作为，不是不敢作为，而是知难而进、奋发有为、以进促稳，要以经济工作取得新的增长成果的“进”来补足“稳”。“稳”也意味着更加积极主动地防范风险，坚决守住金融风险、社会民生、生态环境等底线，要以确保不发生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的“防”来支撑“稳”。“稳”还要求各级政府深入细致做好社会托底工作，充分调动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要通过切实扩大人民群众获得感来呵护“稳”。

　　决战改革，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两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也是整个十三五规划的一条主线，是以问题为导向，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重要抓手，是党中央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给出的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并在2016年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行业供求关系发生积极变化，政府和企业理念行为发生积极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尽管有周期性、总量性和国际性因素影响，但其根源还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解决这些失衡，只能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就必须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必须着力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着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盈利能力、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四个提高”。2016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刚刚开了头，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

　　所以，会议提出2017年主要的四大经济工作任务，核心均是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年要继续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落实已部署的各项任务，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政策措施，推动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展。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让老百姓“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多做文章，积极稳妥改革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广辟农民增收致富门路，让改革的红利惠及亿万农民，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动力所在。

　　五大任务为抓手，经济导向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始终向振兴实体经济发力、聚力，要高度重视“脱实向虚”的苗头，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发展壮大新动能，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还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同时，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继续实施好区域发展三大战略等等。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强调要加快改革步伐、更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牢牢扭住关键性改革各项目标任务，就能更好发挥改革的牵引作用。到目前为止，中央深改组已举行30次会议，对重大改革作了顶层设计，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台，但改革越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的复杂程度和困难程度不断加大。所以，这次会议指出，改革还是要统筹推进、重点突破，既要抓好重大改革顶层设计，也要充分调动地方和基层推动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地方和基层结合实际大胆闯大胆试，为改革探索路子。

　　据于此，新一年的改革政策不仅更加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继续覆盖宏观与微观、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重点地推动对外开放，是这次会议提出的五大关键性改革任务，都是必须解决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的好，就可以更好地发挥改革的突破性和先导性作用。

　　守住底线，确保不发生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

　　这次会议不同寻常地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2015年的股市、2016年的房市、汇市、债市等市场大幅波动令人心有余悸。特别是2016年的一轮房地产爆发性上涨，不仅绑架了普通居民的生活、也直接牵动着整个金融体系的神经。

　　所以，会议在文件中还是第一次用了大白话的语言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并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中之重。针对房地产的定位，会议要求，要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特别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政策取向的重要内容，与防范风险紧密联系。尽管这几年宏观调控更多地以来货币政策，也一直强调不搞“大水漫灌”和注重“灵活适度”，但目前我国货币发行量已超过GDP的两倍多。市场流动性十分宽裕，但货币供应方式和社会融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整个2016年月度新增贷款节奏和规模看，也是松松紧紧，市场面也总是在“资产荒”和“钱荒”之间摇摆，企业中长期贷款与短期贷款之间恨不均衡，特别是中小企业还一直为融资难融资贵所困惑。

　　因此，会议强调在保持货币政策“稳健”的同时增加了“中性”。强调“稳健中性”，就意味着货币政策不能贸然收紧，也不能太过宽松。要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

　　其另一层含义，也是为了防止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也总是与货币超发、宽裕的流动性、金融监管息息相关。最近两年，实体经济有效需求不足，金融市场特别是银行大量资金有“脱实向虚”的趋势，通过加杠杆方式，从实体经济进入债券市场或其他金融市场，追逐有限的资产，蕴藏着金融风险。

　　2017年金融市场还可能会出现阶段性波动加剧，这对货币政策的调控形成挑战。所以，会议指出，新的一年要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