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宣誓的那一天①|马家驯:14年30次入党申请才等来这一天

　　人的一生有很多难忘的时刻，对我来说，入党那天是我最激动的一刻，经过了那一天，我终于解开了心中的“结”，为了这一天，我努力了15年！从1951年进入公安系统工作我开始打入党报告，每年都写，都在积极努力认真工作，14年里打了近30次入党申请报告，表达强烈入党的愿望，汇报自己的思想言行，一直到1964年才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党员，真不容易啊！

　　1950年我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叫共青团)，1951年上海公安系统招人时被推荐到公安机关工作，分派到当时邑庙公安分局第五股（人事科）。这个科室政治氛围浓，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向往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打入党报告。因机关开展“三反”运动，我被调到沉香阁派出所当了户籍民警，在民警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1991年退休时，我得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颁发的荣誉证书：“在公安战线上长期艰苦奋斗，忠于职守，不计名利，不畏艰险，为维护社会治安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我觉得这个评价太高了，我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讲政治、比思想、守纪律的战斗集体中，在打击坏人、保护好人等方面，做了一个人民警察应该做的事，取得了辖区群众对我的信任。

▲马家驯（右一）与派出所民警同事合影

　　到派出所工作后我非常努力，当时一个人有八个身份：民警、党的宣传员（外围宣传)、共青团团支书、派出所互助组组长、派出所体育俱乐部主任、派出所伙食委员会主任、公安分局报刊发行员等（还有一个想不起来了)，大家推选我，觉得很光荣。

　　1960年春节上映的电影《今天我休息》就是把普通民警穿街走巷中做的平平凡凡、实实在在的一些小事、琐事和好人好事，用喜剧形式呈现出来。前几年上海市公安局启动对民警思想信念教育， 要弘扬“马天民”精神，《人民警察》杂志还请我写了《马天民精神激励我》一文，刊登在2012年第3期上。

　　“马天民”，就是一位姓马的同志在马路上天天为人民服务的意思。

　　我当时知道自己是电影马天民的主要原型之一，但不能说，因为我还在接受党组织审查、考验，公安系统领导也经常表示不要对号入座、不能骄傲自满。虽然大家都没有公开讲，但从几方面是可以看到的。

　　当时我所负责的王医马弄自保会被评为全国治保先进单位，时任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刘伯超到此调研，电影材料都是他负责搜集。他私底下曾说过：“电影里的马天民就是你们的小马。”当时选演员时就是按杂志上的样子选，选了仲星火。

　　电影中好几个镜头都是我。1959年8月，我在公安学院上海分院学习期间，适逢国庆十周年前夕，重要外宾、中央首长视察上海等安全保卫工作十分紧张，学校规定一律不放假。我们派出所所长宋企玉多次要我请假回所，急等要用爱民活动事例的书面汇报。这时若向学校请假肯定不会同意，我只得耍了个“小聪明”，周六晚上熄灯后悄悄赶回派出所，周日一早再赶回学校，利用两个周末写“理发师剃头”和谈恋爱故事，后来这两个故事都用在了影片中。

　　在此之前，1959年5月的一件事被刊登在9月刊《人民警察》上，得到了局里的重视。

　　那天晚上10点多，我加班结束回宿舍途中遇到一位心急如焚的老太问路：“黄浦分局怎么走？” 我猜想老太可能有急事，就细心问她。她告诉我是带小孙子刚从乡下出来，下午在文庙玩时孙子走失了，家里人都急死了，到地区派出所、蓬莱分局都没找到，分局同志叫她到黄浦分局找找看。我一面安慰她不要急，并问了他孙子的年龄特征，一面借路边烟杂店的公用电话，向附近各派出所打了14只査询电话，再把电话打到蓬莱分局治安科，值班人员也是回答“没有”，于是我要求他是否能到迷童室去找找看。果然发现迷童室小床上有个正在酣睡的小男孩。我就陪老太来到蓬莱分局治安科，终于找到了她的小孙子，又护送祖孙俩回家，这时已是凌晨了。

　　电影上映后，地区上里弄干部私底下会对我说：“小马，电影里演的都是你。”

　　但是我只能放在心里。因为我还没有成为一名党员。

　　为什么久久不能入党？有两件事。

　　第一，我起先是商店里的营业员，当学徒，1950年“二六”大轰炸后商店关门就失业了，我就在工会里搞一些文教工作，并参加了共青团。失业时，我参加过“失业工人自救”活动，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当时我和我的两个哥哥一起，用拿到的解散费作为本钱，在普陀区新开的一家百货店摆了一个柜台，买卖橡胶用品（回力球鞋、套鞋等)，进公安系统后就退出了。当时对此事有看法，认为我不是纯工人阶级，是小业主。于是调到派出所工作。

　　第二、读书和学徒期间，参加了一个联谊会的团体叫“环球通讯社”。年轻时有个信念：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想多结交朋友。这个联谊会团体发给我们的一张照片有各国党旗，组织上认为这个联谊会团体性质不纯。这个“环球通讯社”就是让你交十个人的邮费，给你介绍十个朋友认识，参加者也介绍十个朋友。因为性质比较复杂，有人怀疑是特务组织，但得不到证明。

　　我在派出所工作有目共睹，组织上很重视我，因为我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群众基础好、开展工作有一定成绩。但是每次一审查，都因为历史不清这件事被搁置。第一件事还比较容易搞清楚。第二件事，从1951到1961年，多任领导都关心过我，愿意帮我解决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环球通讯社”这个组织找不到了，唯一的线索就是留了一个信箱号码。1964年，后来介绍我入党的派出所尹德三所长绞尽脑汁，想到：既然有邮箱，就找邮政系统去查，找到一个堆满一屋子纸头的房间，然后就一张张地找，终于找到了一个当年的组织者，解放后成为一家单位的工会主席，给我作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