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经纬客户端4月1日电 题：《等：应对经济短期冲击，救助政策出手要快》

　　作者 滕泰(万博研究院院长)刘哲(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受新冠疫情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按下“暂停键”，社交减少，行业停摆，金融市场动荡。

　　我们认为，新冠疫情本质上是短期外部冲击，所带来的供给冲击与疫情持续时间同步，所造成的需求萎缩也将于疫情受控后三个月内缓解并逐步复苏，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止于2020年。此外，考虑到各国逆周期调控能力，全球经济合作机制，和、等引领的新供给扩张等多方面因素，本次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程度和时间远远小于1929年大萧条，但短期影响或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和1987年股灾，所造成的经济衰退不是“大萧条”，企业只要千方百计度过2020年难关，2021年就会迎来新供给扩张周期。

　　短期冲击不可持续，长期萧条可能性不大

　　首先，通过各方分析，从疫情持续时间上来看，一般三个月到半年，极端情况不会超过一年。中国的疫情防控虽然短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无疑是成功的。

　　中国的经验表明，只要减少群体性活动、减少出行和近距离接触，疫情就会短期受控。以当代人类的认知能力、决策水平和医疗水平，即便考虑部分地区有复发和反复的可能，从社交防控、研制、疫苗培育等几个方面预测，疫情受控和社会秩序恢复也不会超过一年。

　　第二，与“大萧条”时期不同，疫情对需求和供给的影响不会持续。1929年大萧条时期，欧美等国家仍然以前两次革命的纺织、铁路、、汽车等制造业为主，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各产业关联性强、抗风险能力差。一旦出现总体的生产过剩，就会造成大量失业、消费低迷，再加上股市暴跌、投资萎缩，使经济出现了长时期的衰退。

　　如今全球的产业结构比1929年复杂百倍，不仅有二战以后的、通信产业，1990年以后的电子、互联网、通信、(行情600420,)等也不断壮大，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金融、健康等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体，各行各业的供需变化虽然彼此相联系，但此消彼长、遵循各自的规律和节奏，若非疫情这样的冲击，已经很难出现各行各业的供给和需求同时向下共振的情况。

　　本次虽然从现象上出现了罕见的各行各业供给和需求同时大幅下跌，但背后的原因却与1929大萧条截然不同。由疫情防控造成的短期供给冲击和需求萎缩，既不是不可逆转的总供给严重过剩，也不是不可逆转的总需求不足。相反，一旦疫情受控，供给短期即可恢复，需求也会在三个月到半年时间内逐步复苏。

　　第三，各国政府的逆周期调控能力与国际合作能力提升。经历过二战以后几十年的逆周期管理经验积累，尤其是经格林斯潘、两届主席日益精准成熟的调控艺术积累之后，2020年，面对本次新冠疫情的经济冲击和的剧烈波动，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反应更加迅速、更加协调。这与大萧条时期各国政府缺乏应对经验和应对手段截然不同：彼时，一方面金本位制限制了各国发挥稳定作用的空间，另一方面，逆周期货币宽松政策化解流动性风险的经验尚未成熟，也没有使用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的一致行动，直到1933年罗斯福新政才逐渐摸索出一些恢复经济的方略。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和暴跌，各国纷纷及时采取了降息举措和大规模的财政救助计划。比如，美联储3月3日紧急降息50BP；3月15日，再次下调100BP至零利率；3月23日推出无限量QE政策；3月27日，特朗普总统签署2万亿经济救助方案支持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居民，经济救助规模占2019年GDP比重约为11%。

　　又比如，英国3月10日跟随降息50BP；3月17日，发布3300亿的政府贷款计划，提出直接向企业提供200亿英镑的税收减免和资金补助；3月18日，再次降息15BP，至0.1%；3月20日，提出政府将为无法工作的人员支付80%的薪酬，在最初的三个月里，每月最高2500英镑，经济救助规模占2019年GDP比重约为16%。澳大利亚、德国等也采取了相应措施。

　　此外，得益于二战以后形成的成熟国际合作机制，面对本次疫情冲击，各国虽然在跨国人员流动方面采取了减少航班、限制非本国居民入境等措施，但和经济合作非1929年大萧条时期可比。1929年大萧条期间，各国采取了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本次疫情爆发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但是几十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组织、国际对话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面对股市暴跌带来的流动性危机，美国、欧盟等积极进行合作，在3月26日召开的G20领导人特别峰会上，各国承诺采取一切措施抗击疫情、保护生命、重振经济。

　　第四，出现新技术革命与新供给扩张周期。虽然近代经济史上各国走出经济衰退的方法、路径各不相同，但每一次真正拉动经济走出衰退，都离不开技术创新引领的“新供给扩张”。比如让美国经济彻底走出了1987年股灾后的经济危机的，其实是1990年代的生物制药、、互联网等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供给不断创造新需求；让美国经济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也是、、智能手机为基础的新技术、新模式所引领的新供给扩张。

　　“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总需求变化影响经济周期，但站在总需求变化背后的是“供给结构”：当经济体中新供给产业占主导地位，则一个单位的有效供给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有效需求，总需求逐渐大于总供给，则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上升；反之，当老化供给主导了供给结构，一个单位的供给会创造越来越少的有效需求，结果当总供给逐渐超过总需求，经济增速下行。1929年大萧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前两次工业革命之后的“供给结构老化”所造成的产能过剩。在没有新供给扩张的背景下，即使罗斯福新政出台了一系列复兴和救助计划，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衰退，也没有办法开启新的经济上升周期。

　　本次新冠疫情爆发正值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起点，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即将迎来“新供给扩张期”。面对这次疫情冲击，凡是前期信息化、自动化技术应用较多的企业，受冲击越小，复产复工速度也比较快。因此，疫情冲击不但不会阻碍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进步，反而会极大地刺激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从而使“新供给扩张周期”加快到来。

　　如何应对短期外部冲击？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大萧条”，虽然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进而有可能打击消费、投资，延长经济衰退时间，但毕竟疫情冲击并未伤害社会运行机制，也未恶化经济结构。对企业而言，虽然造成收入巨减、利润恶化、甚至动性困难和供应链中断，但是并未伤害到大部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正如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接受采访时说的，“比起1930年代的大萧条，当前的危机更像是一场暴风雪或自然灾害。”笔者建议：

　　第一，救助、恢复政策出手要快。

　　虽然本次肺炎疫情对的冲击比欧美要早两个月，但相对而言，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行动较快，但在出台经济刺激政策方面还应当表现得更积极。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无论是救助企业，还是刺激投资、消费，都出手宜快不宜迟。一旦错过最佳时机，中小微企业、个体经营户已经大量关门倒闭，再出台救助政策，就会事倍而功半。

　　第二，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发挥大国稳定作用。

　　无论是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还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都曾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稳定作用。坚持积极推动国际合作的政策，有利于全球经济，也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3月30日，从上海出发、满载疫情防控物资的商用飞机降落纽约机场，据了解，后续还将有从中国起飞向美国运送疫情防护物资，类似的中美合作对于全球战胜疫情、稳定全球供应链、提升全球信心、推动经济复苏更是至关重要。

　　第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改革政策要解放思想。

　　货币政策应继续降准、尽快降息，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相对于欧美而言，中国货币宽松的空间和降息空间很大，在经济面临“短萧条”风险时，货币政策毫无疑问应该执行逆周期调控的本位工作，果断大幅降准、降息。

　　积极财政政策要用创新办法打开收支空间。除了调高财政赤字率到3%、发行特别之外，若要求2019年国有企业盈利的50%现金分红，可增加非税收入1.3万亿元。此外，应当进一步放松对生产要素、各行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新经纬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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